“我什么时候最享受？”

　　11月11日，初冬的阳光穿过窗棂，现在是石家庄市农科院名誉院长的郭进考，把身体往沙发里又缩进去一些，摆了个更放松的姿势，抬头望着办公室的天花板。

　　“那就是在地里发现一棵好的单株，我呀，就往地头这么一坐，就盯着那株麦穗瞅啊，那个美……”

　　大与小，是个相对论，更多时候，仅仅是个视角问题。盯着麦穗的那一刻，从郭进考的视角看过去，视线的焦点虽只是颗尚待“去雄”的麦粒，但整株麦穗其实已“大”到占满他大半人生，身后的麦田，更是浩瀚如海。

　　麦浪翻起，这是属于郭进考的梦想海洋。

　　1973年，背着铺盖卷来到当时的石家庄地区农科所的那个年轻人，蹲坐在田垄边上，望着麦地出神。

　　在这双眼睛看来，只有长上麦子，一块土地才能显露她的肥沃丰饶。

　　郭进考热爱这片土地，所以年复一年，他愿意把自己大半生命搁在地头，眺望收获丰腴，思虑家国生计。

　　41年，麦海淘“金”。他带领的团队育出小麦新品种22个，5次摘得国家科技奖，累积推广3.8亿亩，增产小麦100多亿斤，成为麦农交口称赞的省首席小麦育种专家。

　　但相较梦想，这并不够。郭进考仍要苦苦寻找一粒金种子：节水、高产、抗逆……

　　这粒种子在他心中不断轮回更生，滋长遍野。

　　他想把那株完美的金穗子从心窝里掏出来，播种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

　　“饿出来的梦想特别有力量”

　　挨过饿的人，常会做麦穗两歧、穰穰满家的梦。心有向往，求而难得，梦想往往发端于此。

　　“什么是真饿？就是抓住些什么就想往嘴里塞的求生本能。”

　　饥饿是郭进考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出生在新乐市大沙河畔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的他，从小就看到父辈们一个汗珠摔八瓣，在贫瘠的沙地里土里刨食。那时，一人劳作一年的收成，就是“轻飘飘”拎回家，瓮底都险些遮不住的二三十斤麦子。

　　草根、树皮，常当粮食摆上郭进考的餐桌。“就这也不是天天都有，有一回实在饿极了，没东西吃，我迷迷糊糊的就把河滩边上的曼陀罗果塞到嘴里嚼了起来……”这果子的毒性让郭进考一连昏迷了三天。

　　“白面馒头，管饱！”

　　郭进考的梦想，更像是一种呐喊，从本能的欲望中叫喊出来，不管不顾，强大有力。

　　“饿出来的梦想特别有力量。”这梦想属于郭进考，也属于那个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省小麦亩产量仅仅36公斤。正因如此，没有丝毫犹豫，当求学机会摆在郭进考面前时，他选择了农校。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两年的农校学习让郭进考对于粮食增产有了科学的认识：要想有好收成，先得有好种子。1973年，走出校门的郭进考带着成为育种专家的抱负，走进刚刚创办的石家庄地区农科所。

　　四壁透风的办公室，几张破旧的办公桌，迎接郭进考的，是全省成立最晚、条件最差的地区农科所。

　　“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在所里搞科研，全凭‘一把尺子、一杆秤，用牙咬、靠眼瞪’。”郭进考说，因为农科所所在的院落杂草丛生，附近农民养的猪仔常在这里组队“巡游”，农民们笑称这里是“猪科所”。

　　农科所建在石家庄市区北郊滹沱河古道一片荒漠的土地上，这是当年五七干校留下的废弃建筑。“石家庄地区农科所”——薄薄的一块牌子，歪歪扭扭地挂在一个砖垛上。

　　郭进考把牌子擦一擦，正了正。

　　那是个人才稀缺的年代，科班出身的郭进考很快被任命为小麦研究课题组组长。研究所的一穷二白没有难倒从小吃苦长大的郭进考。

　　夏天蚊蝇成群，郭进考效仿古法点蒿草驱赶；冬日寒风穿破墙而入，室内也常结冰，手冻得连书都翻不起。郭进考就去所里的公用炉子上烧几块砖，拿铁夹夹到屋里暖手。

　　“我的第一学历是中专。要搞育种，需要学的知识太多了。”真正让郭进考犯难的，是专业知识和实验材料的匮乏。而在新成立的农科所内，课题组组长郭进考几乎已是“头号专家”，他的问题，谁能回答得了？

　　郭进考决定拜书为师。《育种学》、《遗传学》、《统计学》……破旧小屋里，中专生郭进考硬生生“嚼”下了十几部大学教材和农业专着，学习笔记就写了十几万字。

　　但这显然不够解渴，读书越多，想法越多，郭进考脑中的问号也就越多。寻获答案，印证知识，需要埋头实践。但由于资源匮乏，实验用的基本育种材料品种都不齐备。郭进考决定带领同事们向外求援，“三下山东、四赴河南、五上黄土高原。哪里有知名小麦专家，我们就去哪里拜访。”

　　农时不等人，农业实验也不等人，郭进考等不了也不愿等。为寻找育种材料，并向专家求教，郭进考常昼夜兼程。“只要有票就上火车，没座是常事，有时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夜里困了，郭进考就拿张报纸铺在别人的座位下，躺下去就是一觉。

　　庄巧生、李振声……这些国内顶尖的小麦专家都记得这个不顾洗漱、蓬头垢面的年轻人。郭进考的求学若渴，书写在脸上，呈现在身上。

　　40多位专家答疑释惑，100多位同行互通有无，500多份育种材料倾囊相授……郭进考感动了当时的小麦科研界，这让他这个农校中专生，得以用国内一流科研视野在小麦育种道路上迈开大步。

　　“不是好农民，不配叫专家”

　　“不是好农民，不配叫专家。”郭进考常把这话挂嘴边。

　　“要当一名好的育种家，基础理论是必须的，但并非有了理论知识就能育出好品种。”郭进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搞育种思路决定出路，实干决定效果，我看一个人算不算育种家，先看他干的农活漂亮不漂亮。要是连田垄都整不好，种子都播不匀，那即便是再好的想法，也得不到科学的数据。你想想看，麦子种都没种好，品种的特性不可能有效表达，那他积累下来的研究数据就没有任何价值。”

　　郭进考是首席小麦育种专家，但他却经常向农民拜师学艺。

　　“生产队队长该有的一身本事，我全都得学精学透。”郭进考说，“农民有很多好经验，只是他们大多不善总结归纳，难以形成种植模式和系统理论。作为一名研究小麦的科技工作者，我要做的就是把农民们的好经验变成能写进书本的知识。”

　　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一个优良品种，从几百个、上千个原始材料选配杂交组合，经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有时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麦子从种到收，不下50个环节。从秸秆粉碎到旋地耕地，从查探底墒到播撒化肥，许多重要实验工序，郭进考都亲自完成。“化肥撒不匀，好品种也难出好产量，材料的优势不能展现出来，有可能就会漏掉有可能成为优秀品种的好材料。”实验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郭进考也像在地里“扎了根”，不敢有片刻大意。因为：“一旦气温骤降，不及时采取措施，两个小时样本就可能被冻死。”

　　郭进考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本书，他常拿出来翻翻：《细节决定成败》。

　　从上千个原始材料确定亲本，再从上百万株的后代中寻找那粒符合要求的种子，育种之难可谓大海捞针。

　　做杂交是育种的基础性工作，每年要做上百个组合，要选3000株母本并在每一株母本上选留20个粒，再为每一个粒去掉3个小如米粒的雄蕊。在必须去掉的18万个雄蕊中，如果有1个雄蕊未能去掉，就有可能丢掉成功的机会。接下来，再搜集己选定的6000多株父本上的花粉，拿来为去雄的麦穗授粉。为防止串粉，每一株受粉麦穗都需要被精心包裹起来。

　　听上去就让人头痛不已的繁杂实验程序，是郭进考工作中的规定动作。头顶烈日，单膝跪地，去雄、授粉。每年“五一”前后是小麦杂交的时节，郭进考都是这样埋头田间。而温室中进行的杂交实验，则全年无休。

　　鞋头挂着土，裤脚别在袜筒里也浑然不觉，头发显然是用手代替梳子往后抹了几把了事。站在布置得体的办公室里，郭进考的“日常造型”有些不太搭调。但这身打扮，不管走到哪个地头上，都能帮他和正忙着活计的麦农迅速打成一片。

　　郭进考能当农民，还能当好农民，这让他这位全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有着与麦农相通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

　　“服务，来源于生产的需要，只有了解生产存在的问题，才能把握育种方向。”作为首先是一名“好农民”的专家郭进考，了解农民需要什么。

　　每年，郭进考都要多次赶赴我省不同麦区考察，这位大专家给麦农开出的，往往是“土药方”和小窍门。

　　郭进考喜欢以农民的方式亲近麦田，麦田也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对话郭进考，向他展示实验室里无法窥探的秘密。

　　“当官？可别耽误我干活”

　　勤学苦干、细致严谨。全身心投入到小麦育种科研中的郭进考，很快小有成就、脱颖而出。

　　有领导主动找郭进考谈话。“老郭，所里缺个带头人，你来当所长如何？”

　　郭进考想想说：“还是算了。当了所长，手里的活哪儿还有时间干？我不适合。”

　　这是1990年，郭进考培育多年的“冀麦26”正值大面积推广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河北省一直没有自己的小麦当家品种，“冀麦26”能否成为打出“冀”字招牌的“第一炮”？

　　“冀麦26号”快出圃的时候，遭遇雷雨天气。电闪雷鸣间，地里的人都慌慌张张往家跑。郭进考却和课题组同事如癫似狂般往地里钻。天上雷电不时炸响，豆大雨滴劈头而至，资源圃中千余种小麦材料在狂风中飘摇，“泰山号”倒了，“津丰号”趴下了，越来越多的品种匍匐在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紧了田中的“冀麦26”。

　　不负众望，“冀麦26”虽经风雨，挺立未倒。

　　“冀麦26”的横空出世，让业界为之一震。当时普通小麦亩产常在两三百斤左右，而“冀麦26”在大面积种植条件下，亩产达到700多斤，产量较普通品种高出一倍多。短时间内，这个高产优势突出的新品种就创下三项全省第一：推广面积、推广速度最快、增产效益最高。

　　1991年，“冀麦26”将中专生起步的郭进考推上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

　　能在市级科研院所摘得国家大奖的并不多见，郭进考因此成为农科所上下公认的“科研尖子”。此时，领导又一次找上门来。

　　“老郭，这所长，还是你来当。”

　　“当官？可别耽误我干活，能保证不？”

　　郭进考没直接回绝，但反将了一军。答复出乎郭进考意料，领导许诺除个别必要事务外，郭进考仍可以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

　　1992年，被“赶上架”的专家郭进考，戴上了所长“官帽”。

　　“老天爷变，我就变”

　　11月11日，像平日一样，郭进考一早就带着学生来到试验田里查看苗情。

　　麦田边上的行道树枯叶已落，但田中的麦苗却正吐露新叶，翠色欲滴。“这边是使用了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小麦材料，相隔地块里，是我们用新的单倍体育种技术培育的小麦材料。”郭进考近看远瞧，边指边说。

　　“搞育种是科学，也是哲学。”郭进考一向认为，按自然科学的方式搞小麦育种，往往会陷在技术小格局里，把小麦“做小了”。“思路才是关键，一个合格的育种家，要能准确把握育种的方向。”

　　“老天爷变，我就变。”郭进考认为，育种方向要把握这么两点：“环境的变化、市场的需求。以此为据，随势而动。”

　　育出22个小麦新品种的郭进考，把自己41年育种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粮食短缺，高产是首要育种方向；在此之后，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问题日益凸显，节水且高产则成为育种的重点目标。

　　20世纪90年代，郭进考在麦田中接连创造惊人纪录，继“冀麦26”增产一倍的惊艳表现之后，1999年，郭进考又培育出“冀麦38号”，向提高单产目标再次大幅迈进。这一品种取得了亩产613.34公斤的高产量，这不仅刷新了我省当时的高产纪录，也一举将我省小麦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新时代。

　　也正是在郭进考的小麦连破纪录之时，他察觉到了这些看似完美的高产麦种的短板。高产品种多不耐旱，这意味着要获得目标产量，它们需要更多水的灌溉。

　　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北方水资源日益匮乏，在农业用水中，小麦用水又是头。

　　要把节水和高产两种性状结合在一起，听起来就像“又让马儿多跑，又不让马儿多吃草”。

　　育种方法、材料特性……组合一个新品种所需的庞杂内外因素，在郭进考的脑中反复梳理。最终，“前水后旱，同一世代水旱复合选择”，这一节水高产育种新方法被创造出来。以此为指导，郭进考带领团队将我国特有的太谷核不育材料与我国北方麦区抗寒品种、黄淮南部高产品种、黄淮北部丰产、耐旱的优良品种轮回聚合，三大麦区的优良品种的节水高产特性在反复实验中得以凝聚一身。

　　“石4185”，这一既节水又高产的小麦新品种，于1999年通过国审，此后，在6省区推广面积5483.3万亩增产小麦21.2亿公斤。这一新品种，也再次让郭进考摘得国家科技奖。

　　郭进考势如破竹，一发不可收。“石家庄8号”、“石麦15号”……经过多年选育，一批更加优异的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一水保千斤”的梦想成为现实。

　　一直到今天，这些纪录还在被不断打破之中。今年5月，当省委书记周本顺来到郭进考的麦地时，这位育种家自豪地介绍：“这是我们培育的‘石麦22号’，在旱地一水不浇的情况下，产量达到522公斤。”

　　“我想，是时候开始我育种生涯的第三个阶段了。”63岁的郭进考，准备将小麦育种带入一个“新的20年”。

　　“这次我们的方向是超高产和节水的结合。”郭进考对此充满信心。

　　11月11日，恰逢石家庄市农科院院庆，建院之初就和郭进考搭伙的老同事们在试验田边再次聚首。

　　“郭院长，还忙活着呢？”老伙伴们都已退休在家，尽享含饴弄孙之乐。

　　“嗨，瞎忙活！”郭进考大手一挥，和他们打招呼。

　　长风吹过，身后的麦田里，幼苗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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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格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