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5.89亿吨。与此同时，谷物及大豆等粮食进口量也突破7，700万吨，创历史新高，按当年口径计算，粮食进口量已占总产量的13%，占总消费量的12.7%左右，呈现趋升态势。有关粮食连年增产而“自给率”却跌破90%的疑问、我国粮食是否安全的忧虑，再次成为舆论、专家讨论的热点，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一、我国粮食进口量创新高的原因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巩固农业和粮食基础地位，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年聚焦“三农”工作，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多次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的临储收购，提高和扩大种粮综合、良种、农机以及农资补贴标准与范围，采取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种粮积极性，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稳固和提升。

　　尽管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丰收，但我国粮食供给与需求处于总量紧平衡、品种结构性矛盾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分析造成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增加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品种结构性供需失衡，如供需缺口大、国内严重产不足需的大豆品种。2012年国内大豆产量1280万吨，而需求量在6500万吨左右，产需缺口继续拉大，去年进口5838万吨，同比增长了10.9%。二是消费升级、居民饮食结构变化拉动饲料用粮快速增长以及工业用粮需求，导致国内供应趋紧的如玉米品种，加之国家去年还通过进口转储来增加调控库存等因素，进口量达520万吨，同比增长197%。三是国内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同品种价格，市场自发配置增加进口的如大米、小麦品种。去年国内大米价格始终高于泰国、越南等东南亚传统稻米出口市场价格的20%以上，大米进口量达260万吨，同比增长近200%；同时去年上半年国内小麦价格也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国内玉米、小麦价格倒挂，小麦替代作用显现，进口量达400万吨。四是国内居民对国外优质品种的消费需求增长，如优质小麦、大麦等品种。

　　因此，国内产不足需、需求刚性增长以及价格引导是造成进口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进口量增长对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自给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粮食总产量与总需求量的百分比，自给率的水平标志着国家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能力。进口量体现的是一国的贸易依存度，即贸易进口量与总需求量的百分比，进口量受上年结转、当年供需、市场价格、汇率波动、外汇储备及购买能力等短期因素影响较大。一般来说，进口增加能反映出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单纯将进口增加视作造成粮食自给率下降影响粮食安全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分析我国粮食供给与需求的未来变化发展，存在着“一个有限、一个确定”。“一个有限”是国内粮食增产和进一步增加供给的能力有限。当前，国内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双紧”现实不仅没有改观，而且矛盾愈加突出；极端天气频发，“靠天吃饭”的现状短期也难以根本扭转；依靠优化结构、主攻单产来提高粮食总产、增加供给的潜力十分有限。“一个确定”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进，人口增长及饮食结构变化、工业用粮等需求量刚性增加趋势是确定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概括为“中国的农业产量一直在增加，但需求增加得更快”。据预测，未来十年我国人口将以年增800万的速度增长，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后接近15亿人口的峰值；若按中等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600—700公斤的水平测算，届时我国粮食供需缺口无疑是巨大的，总量紧平衡格局会在未来10到15年被打破，进口增加、自给率下降应是大概率事件。

　　但相比传统的、国内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更趋全球化的现实与趋势，无疑为13亿人口的中国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解决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更多选项和更大空间。在立足国内解决“吃饱”的前提下，利用国际市场通过进口来调剂品种余缺，解决“吃好”，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理性和经济的必然选择与路径。

　　那么，自给率持续下降，依赖进口，势必对我国粮食生产、流通以及粮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以大豆品种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大豆供需平衡，还略有出口。从1995年我国大豆实现净进口开始，只用5年时间，2000年进口量就突破1000万吨，2012年大豆进口量再创新高，较2000年增长近5倍。伴随着进口量的增加，国内大豆的种植面积、产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0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930万公顷，产量1600万吨，2012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710万公顷，产量1280万吨，同比减少超过20%以上。需求增长本应拉动国内大豆的生产，但事实却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不升反降。这里既有消费需求的增长太快的因素，也有大豆单产低、比较收益弱的因素，但国外廉价大豆的涌入则是抑制国内大豆生产的另一主要原因。我国大豆年需求量在6500万吨左右，自给率已不足20%，形成了高度的对外依赖；我国大豆进口量占国际市场大豆贸易量的三分之二，成为国际贸易链条上的终端最大买家，大量进口是维系供需平衡唯一和无奈的选择。与此同时，国际粮商、国外资本凭借其自身优势延伸产业链，加速布局我国大豆、油脂加工下游产业，已控制了国内60%以上的油脂压榨产能，国内大豆产业、民族品牌市场份额逐步缩小，已构成了对我国大豆产业自主和食品安全的巨大威胁，离开了产业自主势必动摇粮食安全的根基，尽快恢复大豆生产和产业自主迫在眉睫。

　　世界粮食贸易集中度高、渠道单一，粮食又兼具经济、政治的特殊属性，近年来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粮食贸易的现实提示我们，一旦主产国粮食生产出现问题，因政府干预、出口禁令或其他因素导致国际贸易的中断，必将影响和冲击进口国的国内供应，威胁其国家粮食安全。

　　三、搞活流通，科学调控，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有研究指出，当一国的粮食进口量占本国需求的25%时，就意味着该国形成了粮食的对外战略依赖。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虽有所下降，但小麦、稻谷、玉米等三大主粮品种的自给率都在95%以上的较高水平，尤其是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6年超过5亿吨，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日臻成熟，中央、省及市（县）三级储备制度完备，特别是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市场化运作能力不断加强，调控的物质基础雄厚，可以保障粮食安全。但要正视和重视自给率下降的长期趋势，未雨绸缪，立足国内、立足长远，避免形成高度的对外依赖，尤其要防止因依赖进口而忽视我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牢牢的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李克强总理年初在国家粮食局座谈会上指出：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就是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从耕地、耕作，到收购、储运、加工，再到市场、销售，作为一个大工程来考虑。守住和管好“天下粮仓”，只能立足国内，靠我们自己；同时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篇文章。这既是对保证粮食安全的顶层设计，又为今后从生产、流通、储备、调控等方面做好粮食工作制定了路线图。

　　针对目前国内粮食流通的实际，结合自己在工作中体会与思考，谈几点建议：

　　1、完善粮食的市场定价机制。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收购价格，为农民增收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由政府主导来维持粮食价格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形成抑制。近日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价格暴跌，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类资源价格走低，可能会带动粮食价格下降，存在着国外粮食涌入、冲击国内市场流通的可能性。二是粮食价格作为百价之基，不能如实反映经济现实，发挥杠杆作用，则会抑制下游产业需求，进而阻碍国内流通，如近年频繁出现的粮食价格的“产销倒挂”、“南北倒挂”、“稻强米弱”、“粮强肉弱”等价格扭曲现象，极易导致下游产业景气度剧烈波动和资源的浪费，成为引发各类经济问题的导火索。三是给市场传递了中国的粮食价格只涨不跌的错误信号，造成生产者惜售和市场投机行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和被动。因此，要完善价格的形成机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为搞活国内流通创造条件，发挥好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同时，完善市场的定价机制，也是与国际市场接轨，主动利用国外市场、资源以及建立粮食进口长效机制的必要前提。

　　2、继续完善对“三农”的补贴机制。完善市场定价机制的前提，是要建立稳固的国家对“三农”的补贴制度和机制。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建议要综合考虑种粮成本、市场价格与合理收益等因素，提高对生产环节的补贴标准和范围，让种粮者直接收益。同时，在流通环节，要慎用或禁用补贴政策。如为解决东北主产区粳稻卖难，2009、2010年连续出台了东北粳稻销售入关补贴政策，虽农民卖难一时有所缓解，但其刺激消费、扭曲价格、导致投机的副面作用也随即显现，后期粳稻价格大幅上涨，国家大规模抛售中央储备进行平抑，增加进口，付出了巨大的调控成本和经济代价。

　　3、处理好储备与流通的关系，坚持市场化运作的调控理念。首先，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尤其重要。国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如何规划好适度的储备和政策性粮库存规模，平衡好储备规模与市场流通量的关系，是政策制定者和调控参与者需认真思考和着重研究的课题。比如2012年国家启动了粳稻临时收储，因收储入库规模巨大，市场流通商品量锐减，造成5月后市场粳稻、大米价格快速上涨，为国外低价大米借机涌入提供了条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国内供给出现了问题，折射出的是我们的定价机制和调控政策的不适应性；同时财政还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保管、新陈差价以及销售费用。因此，在国家启动政策性收储时，既要统筹考虑生产者、流通参与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尊重市场，审慎的制定和出台价格，也要平衡好收储量与流通量的关系，科学、合理的确定收储规模，顺应市场，激活流通。其次，调控政策要与市场接轨，可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如国家对东北三省玉米的临储收购政策仍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省际间20元/吨的地区差价标准，导致主产省收储压力巨大，仓储压力畸轻畸重，既要增加收储环节，加大露天储粮、省间调拨的费用，也不利于储粮安全和降低流通环节的损失、损耗。建议综合考虑合理的市场流向、省际间平均运距及市场运费等因素，来确定省际间差价，调动好相邻省和销区的收储积极性，使收储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来源：中华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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