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交易网：广州启用巨资调节基金补贴家禽业

    受H7N9禽流感影响，广州家禽近期严重滞销，养殖场(户)亏损严重，对此广州市物价局15日发布消息称，将启用价格调节基金对家禽养殖场及禽类加工企业进行临时补贴，补贴资金约2220万元人民币。

　　据广州市物价局价格监测和农业统计数据显示，受H7N9禽流感影响，广州家禽市场消费量及批发价均大幅下跌5至6成，大部分养禽场近期停止补栏，种苗销售基本停滞，养禽业面临严峻困境。

　　为尽可能降低家禽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稳定市场供应，根据《广州市价格调节基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广州市物价局牵头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请示市政府，决定运用价格调节基金以临时补贴方式扶持家禽养殖场(户)及禽类加工企业。

　　对于经广州畜禽养殖备案和持有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规模家禽养殖场(种禽场除外)给予一次性临时补贴，标准为存栏家禽每羽补贴3元。据统计，目前广州家禽养殖场(户)共约246户，截至3月底存栏量共约500万羽，补贴资金约需1500万元。

　　与此同时，为鼓励禽类加工企业收购、加工、冷储压栏的家禽，物价部门对禽类加工企业在2013年4月25日—5月24日期间收购、屠宰加工并冷储取得的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养殖场(户)压栏家禽，按实际收购、屠宰加工并冷储的家禽数给予临时补贴，标准为每羽2元。

　　以广州5家较大规模、具备资质的禽类屠宰加工企业10万羽/天的加工能力初步统计，加之其它企业，上述期间广州每天约加工家禽12万羽，共需补贴资金约720万元。

　　广州市物价局表示，对禽类加工企业进行补贴有助解决养殖场商品禽压栏问题，而增加的家禽储备也可降低家禽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此次补贴是物价部门首次启动价格调节基金帮助、扶持受特殊情形影响的相关企业。

    日前，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孙中华在出席“2013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时表示，我国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阶段。

　　孙中华指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个阶段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可变动，城乡发展加快融合四个特点。

　　“但是农业经营体系的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还很不够，与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还不适应，”孙中华说。

　　孙中华对如何加快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加快培养型职业农民。没有农民的职业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要研究制订职业农民的标准，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的确定，并作为政府培养和扶持的依据。还要吸引和支持高素质的人才务农创业，包括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到农业领域来创业。

　　第二，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伴随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发挥了农业家庭经营的独特优势，又克服了传统小农的不足，是实现农业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载体。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加大扶持力度，新增的农业补贴重点向家庭农场倾斜，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给予奖励、给予补助，鼓励和支持农村的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还要加强对家庭农场的指导和服务，提高他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的竞争能力。

　　第三，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升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程度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要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引导扶持合作社做大做强，提升规范化的水平，不断增强其自身的实力，带动农户的能力和发展的活力，要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兴办多元化、多类型的合作社，国家的涉农项目优先安排由合作社来承担，要建立示范社的评定机制，分级发布示范社的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扶持的重点，要建立农民合作社的人才库和培训基地，着力打造合作社的领军人才队伍和辅导员的队伍。

　　第四，要做大做强农业企业，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促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的企业集团。要鼓励和引导城乡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但是对于租赁农民的承包地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制度。

　　最后一点是加快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的引领作用，大力培育经营型的服务组织，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加快构建公益型服务与经营型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性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 ：要市场配置土地首先须土地确权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三农讲坛”上作了题为“城乡中国：变革与约束”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面积扩大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他建议，为改变城乡产权不对等症状、为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奠定基础，要进行土地确权等深层次改革。

　　周其仁从经济学角度，结合自身农村调查实践经验，解读了人口、资源等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全球趋势和动力，城市化与经济自由的关系，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确权深层改革等问题。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等要素的流动呈加快之势，未来几十年还会继续流动。放眼全球，向城市集聚是全球趋势“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尽管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但人们还是不断地向城市流动，其原因在于，高密度的聚集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是城市化的动力。

　　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导致城市化进程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经历了缩小到进一步拉大，至现在略有收缩三个阶段。这些变化由两方面力量起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财政等措施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市场不断地把劳动力从收入低的行业和地区吸引到收入高的行业和地区，释放结构生产力。

　　在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时，他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向外蔓延，乡村建设面积也不断扩大，挤压有限的耕地面积。他建议，为改变城乡产权不对等症状、为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奠定基础，要进行土地确权等深层次改革。

　　周其仁总结到，要释放结构生产力，以城乡统筹推进城市化改革征地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土地体制，发挥市场在土地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风险控制。同时，他还鼓励大家关注城市高密度管理，应对城市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