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根伟抓起一只水貂给记者看。因为水貂会咬人，抓的时候必须带上厚厚的手套。

　　提起水貂，不少市民可能都感到很陌生。但说到貂皮，那可就大名鼎鼎了。诗人有云：“貂冠水苍玉，紫绶黄金章”、“金张世禄原宪贫，牛衣寒贱貂蝉贵”，自古以来，貂皮一直就被认为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是商家眼中的“软黄金”。直到现在，貂皮大衣仍然被认作是高档奢侈品，动辄上万甚至是数十万的标价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而拥有一件纯正的貂皮大衣也是不少人的梦想。

　　貂皮大衣的昂贵，固然与其加工工艺的繁琐有关，水貂数量的稀少也是重要原因。而就在北仑，就在柴桥街道后所村，30多年前这里却已建立起了北仑第一个水貂养殖场———后所水貂场，最多时养殖水貂超过1000只，每年都有几百张貂皮销售到全国各地。同样地，水貂养殖也让不少村民发家致富，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虽然时至今日，后所水貂场早已解散，村里养殖水貂的农户也从70多户缩减到5户，但水貂养殖却已成为后所村民心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1972年，柴桥后所村建立起了北仑第一家水貂养殖场，从北方引进的40只种貂“坐”了几天的火车，来到这里繁衍生息

　　后所村是一个三面靠山、一面临海的半山区，与大榭岛仅一水相隔。上世纪70年代，后所村有村民近1000人，村民常年仅靠种植杨梅、茶叶及水稻为生，村里总体经济效益并不好。“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当时村里经过商议，先后办起了两个场，一个是后所冷冻场，另一个就是水貂养殖场。”现在在柴桥街道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也是当年后所村信息报道员的孙兆钧回忆道。

　　由于当年时任村领导的几位老人均已过世，记者几经辗转才找到了当年水貂养殖场场长吴顺交，正是他一手将后所水貂场带上了正轨。当时水貂养殖主要在北方，在南方并不多见，村里为什么会考虑办水貂场呢？吴顺交回忆说，这主要也是机缘巧合。“1972年，当时的镇海县畜产品公司想要发展水貂养殖，就开始在各个村物色适合养殖的地方，最后选择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后所村。”吴顺交说，选中后所主要是因为养殖水貂的饲料是以小杂鱼等海鲜为主，后所村靠海比较近，再加上当时村里也有机帆船可以近海捕捞，天时地利都占到了，几位村干部就立刻拍板决定办水貂场。

　　水貂对村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动物，掌握养殖方法成为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在镇海县畜产品公司的牵线搭桥下，1972年3月份，刚满21岁的吴顺交被派往舟山平阳浦水貂场学习养殖技术，一学学了两个月。“舟山水貂场早两年已经成立，当时他们就已经养了1000多只水貂，其中种貂就有400余只。”吴顺交告诉记者，每年3-5月份正好是水貂的配种产仔期，母貂一年只生一胎，每次怀孕要40多天，每年4月下旬开始生产，早的4月20日左右就能产仔完，晚的则要到5月末，而且每只母貂生的小貂数量也不同，最少的一胎仅一只，最多的一胎能生十二三只。

　　吴顺交从舟山学习完养殖技术后，后所村也开始热火朝天地建造场房。说是场房，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棚房，一共造了4间，面积大约50来平方米，每间里又放置了10多个貂笼。由于条件有限，当时的貂笼都是由铁丝制成，每个貂笼大小一致。当年10月份，到了正式引种貂的日子。“种貂一般都会从北方引过来，因为北貂质量比较好，当时是由北京畜产品总公司统一安排，各省、市、县再到指定的地方引种。”吴顺交说，当年整个宁波市一共派了8个人去引种，除了他以外，镇海县、宁波市畜产品公司各去了一个人，还有宁波三家水貂场每家也分别去了1—2人。“那一次安排引种的地方是在山西，每家水貂场自己去挑种貂，然后统一装上运输笼，用火车运过来。”吴顺交告诉记者，挑种貂也是门技术，除了要看种貂本身的毛色、体型等外观特征外，还要追本溯源，最好选择种貂的母亲是产仔比较多的。

图为李银康家中的水貂正悠闲地躺在貂笼里。这样的旧貂笼也是多数养殖户所采用的。

　　当年，后所水貂养殖场共从山西引进种貂40只，其中母貂30只，公貂10只。种貂的引进价格全国统一，母貂每只70.4元，公貂每只88元。火车开到宁波南站后，后所村又专门派车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接回了家。1972年10月，后所水貂场作为北仑第一家水貂场热热闹闹地成立了。

　　1973年，首批引进的40只种貂共产仔67只。之后几年，后所水貂场逐年扩大。1978年，借着冷冻场的成立，后所水貂场达到了规模，养殖水貂数量超过1000只

　　后所水貂场属于村集体所有，由于办场初期养殖数量不是很多，村里就只叫了一个人照料，有技术的吴顺交当仁不让成为最佳人选，和所有当时的公办企业一样，吴顺交每天的工资都按工分计算。“整个养殖场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我是既当饲养员，又当清洗员，什么活都要干。”吴顺交笑着说道。

　　每天清晨5点，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宁静的后所村似乎还沉浸在睡梦中，吴顺交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首先就是准备饲料，“水貂是野生动物，金贵得很，尤其是饲料，一定要保证新鲜。”由于当时村里还没有冷库可以储藏，所有的饲料都必须每天新鲜准备。“水貂主要是吃泥鳅、小杂鱼、胖头鱼等水产，一只水貂每天要喂两顿，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吴顺交告诉记者，这些水产他要不就自己跑去河里抓，实在抓不到就只能到柴桥菜市场去买，按照一只水貂差不多每天要吃三两左右的饲料计算，第一批40只水貂每天就要吃10多斤。

　　“有得买还算好，有时就担心买不到，毕竟新鲜的水产品也不是每天都有。”为了解决这些水貂的“温饱问题”，吴顺交甚至还考虑过自己养，“当时抓了几条泥鳅，自己养在河塘里，结果一场大雨，全都给冲没了”。碰到实在没有新鲜海鲜可以吃，就只能给水貂喂猪血、狗肉，“水貂倒是都吃，可这些猪血、狗肉只能吃一两餐，吃久了水貂就不长个，还容易生病”。新鲜的饲料备齐后，还需绞碎跟蔬菜、玉米粉、番薯粉混在一起。“海里的可以生的绞碎，但是河里的就一定要先煮熟了再绞碎。”吴顺交说，由于当时没有电动绞碎机，只能靠手工绞，碰到泥鳅、小杂鱼还好办，要是骨头大又硬的胖头鱼，能绞得你手臂酸疼。

　　度过了白雪皑皑的严冬，就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1973年3月份，后所水貂场的第一批水貂终于要配种产子了，村里还特地招了两个短工来帮吴顺交打下手。交配前，首先就要给每只公貂挂上编号，这是为了记清配种的时间，然后就是把正在发情期的母貂送到公貂的笼子里去。“把母貂关进后，如果两只貂当场没有明显反抗，没有吵架，一般就能顺利配种了。碰到有反抗激烈的，就要赶紧把母貂出来，不然公貂劲可比母貂大多了，有些直接就能把母貂咬死。”每只母貂什么时候发情，什么时候配种，又是跟哪只公貂配的，吴顺交的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从4月下旬起，怀孕的母貂就要开始产仔，水貂场第一批30只母貂当年一共产了107只小貂，不过有40只小貂是“死胎”，最终存活了67只，“按当时的条件算，这样的产仔数量还算可以。”吴顺交告诉记者，小貂刚生下来，只有成人的拇指那么大。大概45天左右，小貂就能长到一斤多，就可以跟母貂分开饲养，再过三四个月，小貂就长足了。

　　从1973年开始，后所水貂场开始逐渐扩大。到了1978年，借着村冷冻厂的建立，水貂场达到规模，此时场里已经建起4栋棚房，每栋12间，算上周边围起来的空地，场面积有20余亩。当时养殖的水貂数量也超过1000只，种貂200多只。水貂场也不再是吴顺交一人“单打独斗”，或是零散地请短工，陈胜伟、吴纪恩、孙宝章等一批村民开始加入进来，算上吴顺交，当时水貂场一共有员工11人。“当时我们一共8个人是专门负责水貂的饲养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吴纪恩原先是扛石头的，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重活，村里就把他安排到水貂场来，“每天有专门两个人负责绞碎饲料，然后我们再把饲料放到貂笼里的空碗中，等水貂吃完，再把空碗拿出来统一清理”。

图为吴顺交1975年的笔记本，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年水貂配种产子的信息。

　　养殖水貂，最主要就是出售貂皮。每年11月，水貂一般就可以剥皮出售了。办场前几年，由于水貂数量不多，这些工作吴顺交一人就能搞定。到了1978年，随着数量的增加，场里的员工都参与进来。吴纪恩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剥水貂皮时的样子。“水貂特别凶，抓的时候手上一定要带上厚厚的手套。剥皮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把水貂杀死后，从脚开始剥，头上要剥得比较仔细，一般剥一只十几分钟就能搞定。”吴纪恩告诉记者，剥完的貂皮，先要把毛下的脂肪全都刮去，再根据公貂、母貂不同固定在不同的貂板上晾晒。貂板也是特别制作的，上面呈尖部，往下慢慢变宽，就像个拉长版的三角形。

　　由于当时国家鼓励像水貂这样的特种养殖，加上市场对貂皮的需求量很大，貂皮出售基本不成问题。每年1月份，县、市畜产品公司都会派专人来收购。吴顺交说，貂皮平均收购价与当年的水貂购买价基本持平，公貂皮一般在每张90元左右，母貂皮每张65元至75元之间，具体价格则根据皮毛质量、貂皮大小上下浮动。

　　在后所水貂场日益扩大的同时，由于看到水貂养殖带来的可观利润，后所村从事水貂养殖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最多时有70多户

　　小貂4月下旬出生，当年11月就可以剥皮，由于当时饲料便宜，养大一只水貂的成本最多也就20元，还不到收购价的1/3。可观的利润，让后所村不少村民看到了商机。正值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后所村，村里就掀起了一股水貂养殖热，家里凡是有点闲钱的村民，都变着法子开始养殖水貂。

　　“村里办起水貂场，我才知道有水貂养殖这回事，听说一张公貂皮可以卖到96元，母貂皮也要卖76.8元，当时一头200斤重的大肥猪也就卖100元。如果母貂一胎能生六七个，就相当于笼子里躺了六七头小猪啊，更何况当时要想把猪养到200斤也不容易。”王根伟当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一年的工分大约是400分，按每工分1元算，一年到头也就400来元，再到年终分红除去预支的粮食钱，能真正拿到手的也就百来块，“就是卖一只水貂的价格”。当年10月份，王根伟就从场里买了4只母貂和1只公貂，在家门口搭起简易的棚房，做了几个貂笼就开始养殖，“刚开始也不懂怎么养，就每天跑到村里的水貂场去学，回来自己琢磨”。

　　和王根伟一样，李银康也是当时村里第一批养水貂的农户。1979年，他抓了8只母貂、2只公貂，这在当年个人养殖户里算是最多的。“我原来是在村里拉石头的，一是这工作是体力活，时间长很辛苦，二来赚得也不多。后来听人家说还是养水貂能赚几个钱，就试着养养看。”李银康说，没想到第一胎生得特别好，8只母貂一共生了41只小貂。看着那些小貂一只只躺在笼子里，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后来收购的时候，我就直接按180元可买‘一只公貂和一只母貂’的方式卖，赚了3600多元，除去成本，这效益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据不完全估计，到了1979年年末，后所村个人养殖水貂的农户就已经达到了20户。不过各家养得都不多，一般都在4-5只。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一养殖群体还在不断扩大。一些村民看到养水貂能赚钱，争相加入其中。到了1982年，后所村养殖水貂的农户已经有70多户。当时走在村道上，时不时就能看见搭在房前屋后的貂笼。“你家母貂这回生了几只啊？”、“你明天去菜场，帮我带几斤新鲜鱼吧”……村民在茶余饭后也总离不开水貂这个话题。

　　“当时关水貂的笼子都是铁丝做的，本身就不牢固，加上每天被水貂尿液腐蚀，时间一长，笼子就很容易坏。有时候又特别凑巧，你家的水貂跑出来了，他家的也正好溜走。这下两家人全凑在一起找了。”李银康乐呵呵地向记者说道，不过水貂一般也不会跑得太远，基本都在池塘边躲着。

　　“水貂是喂不熟的，它们不像猫和狗，养久了跟人有感情，养再久，它们也不认识主人。闻到不同的气味，就会发出攻击，咬起人来特别狠，咬住了就不松口。”王根伟说，起初自己抓水貂没经验，一不小心就会被水貂狠狠地咬上一口，真是钻心的痛，“有一年我养了30只公鸡。鸡长到一斤多重时，一只母貂跑出了笼子，一顿饭的功夫，把30只鸡全咬死了”。

　　水貂养得多了，每年卖貂皮也几乎成了轰动全村的事。一到时间，专门来收购貂皮的县、市畜产品公司工作人员就会先在村里找一块空地，然后一排摆上几张桌子，准备好量尺，卖貂皮的农户一家家挨着来，“某某家的母貂皮三张，价格多少”，工作人员高声嚷着，农户在一旁讨价还价，现场就像赶集一般热闹。根据大小、毛色不同，收购上来的貂皮被一堆堆分类摆放，远远望去，乌黑黑的一片煞是壮观。

　　1983年，后所水貂场因改制关闭。之后几年，由于貂皮价格的起伏，饲料等养殖成本的增加，水貂养殖个体户也逐渐减少，目前仅剩5户。目前村里的“貂王”养着3000多只水貂

　　1982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稳固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1983年，水貂场承包给了吴纪恩、陈胜伟、孙宝章等几位原先在貂场工作的村民。此前吴顺交离开了貂场，进行个人饲养。“当时场里还有200来只水貂，不过我们只养了一年多，后来也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当年母貂的产仔率很低，全都亏了，我们就直接关闭不做了。”吴纪恩说。

　　事实上，不只是水貂场一去不复返，从1983年起，整个后所村水貂养殖就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水貂养殖毕竟是技术活，母貂一年只生一胎，要是当年没有产子就意味着毫无收入。看到村水貂场都倒闭了，一些担心亏损又或是原本就养得不多的村民也陆续放弃了养殖。到了1986年，村里养殖水貂的农户仅剩下10多户。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貂皮的价格也每年不同。1989年，貂皮价遭遇了有史以来的跌幅。“1987、1988年，一张皮还能卖到100多元，到了1989年，河北市场一张母貂皮仅卖到12块钱。”当年，村里几乎所有水貂养殖户都血本无归。到了1991年，整个后所村水貂养殖户只剩下了王根伟一人。“看到大家伙都放弃了，心里确实也犹豫过，不过想想养了这么多年，放弃太可惜，而且价格不好应该只是暂时的。”就这样，在此后的五六年里，王根伟一直坚持着，只是不得不缩小养殖规模。

　　到了1996年，貂皮价格重新上涨，当时包括李银康、吴顺交等在内的四五个老养殖户又重新加入。由于当时镇海县畜产品公司早就倒闭，村民们就把貂皮卖给了河北收购商。之后的10多年里，后所村的水貂养殖户就一直没再增加。前年，与水貂打了近40年交道的吴顺交也放弃了养殖，“年纪大了，再加上孙子经常要过来，水貂养着总归有点味道，不养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屋前那几排早已空置的貂笼，有些怀念也有些不舍。

　　到目前为止，整个后所养殖水貂的村民只剩下5户。李银康在家中的后院里还养着100多只水貂，平时都靠他和妻子照料，“水貂不怕冷，但很怕热，前段时间气温高，一天要喷两次水降温。”李银康说，这两年像他这样的小规模养殖户基本已经赚不到钱，饲料成本太贵了，“以前几分钱一斤的海鲜，现在都要十几元，翻了多少倍，而貂皮价格却没怎么涨”。

图为吴顺交、李银康、吴纪恩的合影，他们身后是吴顺交家已闲置了的貂笼。

　　现在在后所村，养殖水貂数量最多的就是王根伟，他早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貂王”。“现在差不多有3000多只水貂，种貂有700只左右。”尽管前些年，已经雇了两个工人来照料水貂，每天早上王根伟还是习惯要在各个貂笼前转转。他说，虽然现在里面躺着的已经不是“大肥猪”了，但看着就觉得亲切。在他的养殖场里，记者看到，一排排貂笼整齐排放，大多数水貂都在睡觉，油黑光亮的皮毛，灵动的黑色眼睛，尖嘴长尾，如松鼠般大小。王根伟在一旁提醒记者，脚步要轻一点，水貂很容易被惊醒。记者蹑手蹑脚往前走，掏出相机来给水貂们拍照，“咔嚓”一声，快门按下，虽然声音不大，不过却把周围几个笼舍的水貂全都吵醒了。有的水貂听到响动后，立刻仰起脖子，四处观望，小眼睛滴溜儿乱转，而四只爪子还保持着扬起的姿势。

　　记者注意到，养殖场里有几排貂笼显得与众不同，外观特别新，空间也比较大。王根伟在一旁笑着跟记者介绍说，这是去年上半年他刚从丹麦引进的新貂笼，以前的旧笼用三年就要换，现在这个能用6年，“明后年争取再换一批新貂笼”，王根伟决心将水貂养殖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