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

　　“未来中国谁来种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出生在农村的80后、90后们怀揣希望，离开农村到城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将身后那片无比辽阔和充满希望的田野留给了自己的父辈们。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这是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长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本期对话，我们专门请来了朱启臻教授，请他分析农民离土的原因、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未来我国农业如何获得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主持人：农民离开土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容回避。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农民，他们更加眷恋城市生活，而对土地不像父辈那样充满感情。请你谈谈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有哪些？

　　嘉宾：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领域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流动的直接动因是城乡存在的巨大差异。

　　首先，从事农业劳动不仅收入低，劳作辛苦，还承担着巨大的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在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民为农作物收成担惊受怕，他们担心收成少，即使农业获得好收成农民又为卖而发愁，于是农民就背井离乡大规模流向城镇中那些收入更稳定的职业领域。

　　其次，城市有人们羡慕的繁荣、便捷的生活条件、完善的公共服务，成为农村年轻人梦想的天堂，他们或为城市生活方式所吸引，或为让后代享受良好的教育，或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坚定了他们彻底离开乡村的决心。

　　再次，教育环境营造了只有离开农村才光荣的社会心理氛围，也成为农村青年离开乡村的重要推力。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舆论，都把离开农村作为教育目标和价值取向，使得年轻人认为只有远离农村和农业才是“光荣”的，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是“丢人”的。“不会有姑娘愿意嫁给留在农村种地的年轻人”，这种社会心理成为年轻人逃离乡村的重要动因之一。

　　主持人：从现实的情况看，年轻人因为向往城市，纷纷选择了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和发展。你们的调查显示哪些人留在了农村？

　　嘉宾：过去我们常用“386199”来形容留守农村的主体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调查发现，这些年举家外迁的农户越来越多，妇女大都随着丈夫进城打工，儿童也随着父母进入城镇读书，留在农村的主体是老年人。

　　在我们调查的乡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有的老人已经80多岁还在从事农业生产。一个53岁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我就是村里的年轻人了，谁家有重活都来找我”。乡村劳动力的短缺已经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过去谁家盖房子，全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来帮忙，几天就可以把房子盖好，现在花钱雇人都很困难，一个农户的房子盖了两年才盖完，就是“找不到人，干干停停”。农忙时雇人就更困难了。在农村农忙时雇人的工资一年一个台阶地长，2008年每个劳动力一天工钱是60~70元，2009年长到每天80~90元，2010年是100~120元，每天还要管饭和香烟，“就是这样还雇不到人呢！”

　　在农村也有一些年轻些的劳动力，那是暂时留在农村或照顾老人，或照顾自己的小孩，他们大多表示“条件允许了，还会外出打工”。他们并不是稳定的农业劳动力。

　　主持人：如果农业劳动力的主体是中老年人，这对农业生产会产生的影响不能小觑。请你分析一下，乡村老龄化对农业生产产生的影响。

　　嘉宾：中老年人因为有过挨饿的经历，因此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珍惜粮食，勤奋耕耘，每年都期盼着农业大丰收。正是这种感情支撑着中国农业生产。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勤劳的老农民把地料理得十分精细，田边、地头、甚至道路的两边都种满了庄稼和蔬菜。但是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老年农民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已经力不从心，劳动能力一年不如一年，地种越来越艰难，以至于他们望地兴叹：“年轻人都不愿种地，将来人们吃啥呢？”

　　调查发现，老年农民种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复种指数，原来种两季作物，现在只种一季，如以前种玉米和小麦，一年两熟，现在只选择种玉米，原来种双季稻，现在改为单季稻；二是粗放经营，许多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的原因，无法进行精耕细作和田间管理，只管播种和收获，实行粗放管理；三是撂荒，尽管撂荒地相对数量并不多，但撂荒现象在一些地区较普遍。老年人只选择生产条件好的、离家近的水地耕种，离家远的和旱地则选择了撂荒。

　　主持人：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农民。农村劳动力短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按照你们的研究，怎样才能使农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嘉宾：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观点：第一，把农业作为公益事业来对待。农业安全是政府的责任，要保障一个国家农业的安全，政府必须协调农民的利益，把农民利益的实现和国家农业安全的目标统一起来，通过政府支持农业使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理解农业的本质、关注农业发展和关爱农民。

　　第二，最适合农业（种植业）的经营形式是农户，解决农户弊端的最有效形式是农民合作。农户经营并不排斥现代化，相反农户可以更好地容纳现代农业要素。不能错误地把现代农业等同于规模农业，更不能等同于工商资本经营的规模农业。农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应该是家庭，这种组织形式可以随着一些农户家庭放弃农业而逐渐成长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再作为合作社的成员形成更大的合作组织。中国农民合作需要在正确引导下逐渐规范。

　　第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是实现农业社会化生产的重要条件。在农户分散经营基础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户分散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重要措施。在一些发达地区随着社会化服务的逐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农业科技服务、还是农业信息服务、生产环节的服务以及销售服务等，只要与农业、农民有关的社会服务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第四，培养职业农民。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职业农民就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农业的主体。职业农民不仅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而且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农民。职业农民的来源可以是家庭农场的继承人、可以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是大中专毕业的学生，一切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人都可以成为职业农民。因此，开辟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渠道，是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条件；职业农民需要政府投资培养，职业农民应该接受全面的农业教育，而不是片面的农业教育；职业农民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还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