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艾格农业董事长黄德钧先生就撰文献礼母校,接受媒体采访。
同时,黄德钧先生承继百年思索,放眼当下现实,从流通体系、技术变革、乡村资产化等多角度,梳理中国农业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路径。
以下内容根据黄德钧先生访谈整理精编:
记者:您曾提出农业是“最经济”的产业,但我国农产品附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症结何在?
黄德钧:农业的经济性本在“自然依赖”——土地、阳光、水无需付费,动植物依靠这些资源完成生长。但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时间成本凸显。植物与动物的生长周期无法像流水线那样以分秒计算产出,等待期内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若闲置,便形成隐性浪费。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约为第一产业农业的4倍,服务业约为农业的3.5倍,这直接反映了农业在时间利用上的天然劣势。
至于附加值,它产生于农产品的初加工与深加工环节。当前政策强调“农头食尾”“农头工尾”,正是希望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日本推行的“第六产业”(1+2+3或1×2×3)便是典型尝试。
记者:东亚小农模式能否向欧美规模化靠拢?
黄德钧:未来一二十年内难度极大。东亚农户人均耕地仅1-3亩,而欧洲农户平均规模为35-40公顷,北美则达100-500公顷。结构差异直接塑造了农产品流通模式的迥异,东亚为“中心型”,需经产地经纪人、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零售菜场等至少六个环节;欧洲为“上游型”,农场主播种后即在中心市场拍卖;美国为“哑铃型”,即“大农场+大市场”模式,大农场通过集装箱直销大市场,中间环节极少。而中国农户基数庞大、地块偏小,短期内无法复制美国模式。
2、数据短板与“农业大脑”构想
记者:农业数据“宏观有余、微观不足”的问题如何破解?
黄德钧:宏观层面,关键在于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当前各地“大数据中心”名不副实,因为某一个产业某一个区域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数据集。所以,应该由政府牵头,收集全面的“天空地”数据——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地面作业机械等数据源,涵盖土壤、气候、品种的完整数据集,进而训练出真正的“农业大脑”AI模型。
微观层面,建议分品类推进。比如,目前设施农业多用于政府示范,商业价值不足,主要原因是产量达不到设计水平,虽然有硬件,但缺少大数据支持的植物生产模型。其实,设施农业中的植物生长过程由人工控制,有条件获取大量数据,若积累足够的生长数据,就可建立植物模型,配合机械手或机器人实现自动化作业。未来,大田、养猪、养鸡等领域都可以各自开发专用AI。
3、投资得失:从失败案例到技术前瞻
记者:您是否遇到过因系统性原因而失败的投资案例?
黄德钧:浙江金晟环保的教训就很令人痛心。这家企业利用秸秆生产环保餐盒,年利润曾达四五千万元,产品出口美国,契合当地环保新规。后来,企业赴四川建厂,一方面是希望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浆资源,另一方面当地有天然气资源,承诺2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而浙江为4元。但最后,企业却陷入浙江民间“老鼠会”式借贷,因俄乌战争导致海运费用暴涨,资金链断裂,走向破产清算。这个产业方向是正确的,也符合年轻人追求健康的大趋势,市场前景广阔,最后项目失败,实在非常遗憾。
记者:2016年您投资瑞丰生物时,转基因政策前景尚不明朗,为何还敢下注?
黄德钧:我们团队自2000年起持续跟进转基因研究,当时就判断中国玉米缺口将不断扩大。因为随着我国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从20公斤升至60公斤,动物蛋白需求大幅增长,而我国缺少高质量的土地,自身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大豆年进口量已经达到约1亿吨,严重依赖进口,玉米不能再重蹈覆辙。考虑到中国玉米单产仅为美国的一半,提升潜力巨大,玉米其实比大豆相对节省劳动力,只要土地状况良好,气候合适,品种优良,田间管理做到无人化,可以大幅提升产量。
基于此,我们认为转基因技术也就是生物育种是必经之路。而投资需“投早、投小”,待政策放开,估值就太高了,尤其是我们管理的基金规模有限,更适合捕捉技术转折点的早期机会。而瑞丰生物就是这样估值低、回报可观的项目。
记者:未来重点布局哪些赛道?
黄德钧:我们将继续聚焦技术驱动型投资,包括与之相关的大范围布局。比如对能源的需求,设施农业对能源存在刚性需求——温棚需增温,生产过程需补充碳源,这些都牵动上下游关联产业。但无论布局如何延伸,生物技术始终位居首位,特别是“AI+生物技术”,比如AI育种通过算法加速物种进化,使其符合我们对性状的要求。
第二个细分领域就是合成生物学,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本质是制造全新的物种。目前,合成生物学在技术上已取得诸多突破。以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马延和教授团队为例,已能在实验室条件下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淀粉或蔗糖,但是成本太高,可以说,合成生物学的商业可行性的最大难点就是耗能、人员等成本太高。
第三个方向是作业机械,未必一定是人形机器人,更多是面向具体农事操作的自动化设备,比如机械手。以蓝莓产业为例,近年来市场利润可观,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用工难题突出,采摘高度依赖人工,每到旺季常招不到人。所以像这样一些面向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开发适合的技术装备,是非常有必要去投入的。
此外就是刚才提及的“天空地”农业大脑,还有功能食品——虽然国内尚未立法,但老龄化趋势将催生巨大需求。
4、乡村振兴:直面二元结构,实现三个“必然”
记者:有人调侃“乡村振兴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休闲地”,您认同吗?
黄德钧:不认同。百年前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贤面对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未有根本改变。大城市基础设施不输发达国家,但大城市周边因虹吸效应等原因,乡村发展仍然滞后。此外,户籍制度、征地制度等历史遗留问题,也使教育、基建水平的城乡差距明显。晏阳初当年办扫盲班,主张“识千字可脱愚”,今天虽文盲罕见,但教育质量的鸿沟依然存在。
记者:您提出“乡村资产金融化”以减轻农民负担,但金融化是否可能动摇土地根基?
黄德钧:其实农业已历经过两次重大变革——投入品革命包括拖拉机、化肥等,还有生物技术革命,未来趋势必然要求更重的资本投入,人财物的多项投入。比如,现在土地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要有租地的费用,租金每亩600-1000元不等,养殖生物体、设施农业也需要前期投入,而农户自身积累难以承担。因此,我建议采用“乡建投”模式,即参照当年“城建投”模式,以乡级政府为平台,将土地、冷库、加工机械等重资产打包,通过REITs等工具实现资产证券化。当前国债目录已纳入农批市场土地和冷库,大型牲畜像奶牛、肉牛也有探索空间。此举可以激活乡村创业,让农民在稳定农业的基础上,带动乡村地区的工业化,真正提高农民收入。
记者: 您心目中理想的乡村振兴画面是怎样的?
黄德钧:三个“必然”兼有——走进村庄,周边像水稻、玉米这样的大田作物长势喜人,亩产高效,环境优美;主产品销路畅通,供销渠道稳定,投入品供应及时;农民由此过上比较好的生活。简言之,好农业、好商业、好生活三者融合,农商结合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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