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漫画//王启峰

　　去年，黑

　　龙江五常大米迎来好光景，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节节攀升，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199元。但五常市的许多稻农卖给当地加工企业每斤水稻不到2元。稻农张宏雷算账说：种20亩有机稻的总成本超过2.2万元，总产2.5万斤，按高价2.0元一斤出售，共收入5万元。去掉种植成本，一家人忙活一年种这么多粮食也得不到3万元。在稻农与加工企业获利悬殊的背后，是企业强势与稻农弱势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权的真实反映。当地政府官员介绍，稻农的水稻应该卖到5元一斤，但却没有谁愿意去为稻农争取。（1月3日《新京报》）

　　两种“伤农”一种问题

　　不可回避的是，快速的城市化运动，早已经让农业生产成为一项日益萎缩的产业，城市郊区菜地稻田面积的显著减少就是一项明证。在有着生产、加工、流通、销售诸多环节的农业产业链中，稻农身处产业链的最前端，位置注定了他们的议价能力并不强，很难获得均势的价格谈判权，往往只能获得最低的原料价格。不过当价格悬殊到四五十元与两元之差，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是某种小农经济模式的缺陷，而更是政府管理的漏洞。

　　数十年的漫漫市场经济之路，已让不少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缩回了对市场过度干预的手。但市场边界感并不等同于对农业产业链的不管不问，也不等同于地方政府拒绝用公共管理产品的供给来适度提高生产者的博弈能力，从而纠偏畸形的价格现象。所谓谷贱伤农也好，所谓谷贵伤农也罢，它们其实都是缘于同一种管理病：即如果把日常生活品的价格过度交给市场，最终就会让市场的中间流通环节掠夺走过多收益，农民就会失去了应有的利润份额。事实上，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公共管理也需要行政之手。尤其，对于粮价这样关系到公益和民生的领域，政府行政之手更不能“该出手时不出手”。王聃

　　匍匐在资本下的“五常传奇”

　　这是一个属于五常的传奇：“农业奢侈品”刺人眼球的天价，对应稻农少得可怜的“分成”。一头是企业“形成联合体以控制水稻市场”，并且对订单稻农实施“霸王条款”；一头是稻农“多收了三五斗”，一年辛苦到头，却只能看着企业赚钱。犹记得2010年7月五常香米掺假丑闻被曝光，一时间五常大米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相关部门对米业加工厂的监管不力已尽显无遗。

　　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稻米产业管理中心、大米协会一套人马三块牌子，这个深入介入当地米业的机构，将职能定位为：统一行使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而对稻农利益只字未提。这更加重了有关部门替企业办事的色彩。《中国经济周刊》曾有报道，五常大米产业呈现出战国格局，除本地中小企业之外，更有中粮集团、马来西亚丰益国际、本地粮食巨头北大荒米业集团、资本雄厚的东方集团等四大巨头。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具有市场定价权的，不会是中小企业，即便中小企业数量再庞大，在市场定价权方面也抗不住“经济航母”的一举一动。四大巨头在五常到底是充分竞争，还是“形成联合体”，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五常稻农低廉的水稻收购价，却会与四大巨头关联甚重。

　　所以，如果说围绕五常大米的销售与收购差价，正在上演“五常传奇”，那么这个传奇更像是当地匍匐于资本下的“传奇”过多看重巨额投资的资本利益和地方利益，稻农的利益显然无从保证，这是诸多事件印证的一个畸形逻辑。燕农

　　畸形产业链造就坑农米价

　　最贵的五常大米一斤卖到199元，而稻农卖给加工商时却每斤不到2元。一般来说，只有在信息闭塞或不对称的环境下，这种悬殊的差价才可能被运作，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实在不好解释。报道说政府对这种垄断造成的坑农现象熟视无睹，可在我看来不是“无睹”那么简单。离开政府的运作，订单农业是无法操作的，并且，是谁赋予了收购方的强势地位呢？

　　专业化的产业链组织模式，因为分工合作，能够使成本降至最低，实现最高的效率，然而目前的产业链组织模式，往往演变成资本势力对产业链中弱小生产者或原料供应者的盘剥，结果是资本实力强势一方享受了太多的低成本利益，而弱小生产者“享受”的则是极低的微利，实际上就是一点点血汗利润。五常大米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原料基地与收购垄断，比如牛奶必须限价供应给所谓“招商引资企业”；必须给橡胶企业种橡胶树；必须毁掉庄稼给糖厂种甜菜……种种畸形产业链组织模式不能一一列举。而这种以盘剥农民等小生产群体而做肥资本利益的畸形模式，无一不是行政权力“中介”的结果。五常大米“199－1.80”的疯狂盘剥，实质上得益于“资本＋权力”的愉快合作。马涤明

　　如何把利润留到农民手里？

　　五常稻农的困境，实际上折射了整个中国农民的困境：仅靠种地，永远也富不起来。因为利润主要是在粮食加工和销售环节产生的。谁控制了这两个环节，谁就能够把粮食产生的大部分利润收入囊中。

　　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农业模式主要有两种，目前中国试图模仿的是美国模式，集约经营，公司+农户。但其实日本模式之下，农民并不比美国的收入差。道理很简单，日本是合作经营，农民经营内容不仅包括农林牧渔业，还包括几乎全部农产品加工业，全部农村金融业、全部食品零售业、所有农村商业和服务业。也就是说，由于农民联合起来控制了资源，加上政府对合作经济的扶持，使全部农民通过合作经济享受了这些制造业、零售业产生的高效益。

　　就人均土地资源的国情而言，中国无疑和日本更相似。所以让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来从事农产品的加工、零售等行业，这样才能把利润留到农民自己的手中。这并不是说要用行政手段把城市资本赶出去，而是说政府要给农民的合作经济从税收减免到资金扶持的种种优惠，使得他们能够在和城市资本的竞争中取得成本优势，这将是一个利用市场的力量调整市场利益分配的过程。郭松民

　　编后

　　叶圣陶先生1933年的作品《多收了三五斗》，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孱弱的地位。

　　收成不好的时候，他们铁定遭灾；而一旦收成好了，他们依然不见得会有好日子过。尽管昔日岁月早已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现在中国农民的处境也比《多收了三五斗》中的农民处境好了很多，但是，五常香米映衬出的农民与企业天上地下般的收入鸿沟，依然在告诉大家：农民、农业依然是整个社会体系中比较弱势的一方。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希望，五常农民的遭遇，能够警醒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农民，不该是永远的弱势群体。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