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唐山河北唐山的芦台农场，几百亩稻田一眼望不到边，一阵风过来，金黄的稻浪随风翻滚，村民张之安看着沉甸甸的稻穗，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心情。虽然稻田还要有过几天开镰，但现场农业专家估计他家的稻田亩产将达到1000斤以上，更让他高兴的是这200亩水稻既没施化肥也没打农药。

　　在其他水稻种植区，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开始。随着粮食粒粒归仓，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农业部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粮食实现连续“八连增”，单产和总产将再创历史新高。

　　不过让人有些疑惑的是，粮食连年增产，中国的粮食进口并没有减少。继大豆之后，中国对玉米的进口量激增，今年7月份，中国一次性向美国订购了53.34万吨玉米，超过美国政府方面预估的今年中国从美国方面进口玉米的总量，8月玉米进口量达到24.45万吨，创10个月来单月最高水平。

　　粮食缺口逐步扩大

　　从去年开始，中国成为了玉米净进口国。有专家预测，中国玉米缺口不断加大的现实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

　　卓创资讯农产品市场分析师孙光梅给记者解释，这两年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很稳定，玉米需求量激增主要是深加工所致。

　　目前中国玉米1.7亿吨的年度消费量中，65％用于饲料养殖业，35％用于玉米深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淀粉、酒精等领域。

　　孙光梅说：“如果深加工企业继续扩张，争粮现象仍将较突出。”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玉米进口将进一步扩大。

　　玉米进口增加，不得不让人想起大豆的悲剧：从自给自足到放开进口，中国的大豆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丧失了市场的话语权。随着玉米进口量屡创新高，不得不让人担心玉米是否会重蹈大豆的覆辙。而玉米的进口量激增又会进一步削弱我国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

　　近些年，我国的粮食基本保证自给自足，粮食缺口在5％左右，不过，粮食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

　　2011年，南开大学受教育部委托，深入调研后发布了我国粮食供需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未来中国总人口将保持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约600万人。按200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399公斤测算，仅满足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就需要每年新增24亿公斤的粮食供给。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的直接粮食消费减少，肉蛋奶消费增加。以2009年总人口为基数，按每人每年增加1公斤肉类消费计算，需新增粮食供给52.9亿公斤，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156亿公斤）的34％。

　　在需求上升的同时，我国耕地面积却不容乐观，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消耗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被占用现象屡禁不止。农村种粮的劳动力也不断减少和老化。

　　去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曾指出，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产需缺口的扩大。

　　而随着国际粮价波动加剧，中国对于粮价话语权又比较弱，靠进口粮食来补足缺口显然不是上策。

　　增产需要动力

　　在粮食需求增加、耕地面积萎缩的情况下，依靠技术不断提升单产，被认为是保证粮食安全的一条重要途径。

　　9月19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稻亩产达到926.6公斤，创下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超级稻为什么对中国很重要？主要原因还是我国人多地少，如何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迫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表示，粮食单产技术虽然已经突破，但是，要想大面积推广却有现实的难题。

　　他介绍：“超级稻全面推广需要很多配套条件，比如土壤、灌溉、肥料等，都有严格标准，普通农民不可能投入这么大，一般农田也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要大面积推广不太现实。”

　　一般而言，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以土为例，我们国家的稻田以中低产田居多，而现在试验田都是肥田，因此需要将进行土壤改良，这无疑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成本。“农民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打工。”郑风田说。

　　农业部验收专家组组长程式也坦言，该品种水稻目前只能在得到验收的湖南境内推广，由于全国水土、气候差异较大，因此大面积推广还有相当的难度。

　　我国推广种植第一期超级稻的面积几千万亩，推广种植第二期超级稻的面积才几百万亩，而第三期的技术推广几乎还没有规模化起步。

　　如果杂交稻都变成超级稻，产量900公斤以上，我国的稻谷产量就能够大幅度提升。9月22日农业部公布报告显示，我国水稻亩产达到305.5公斤，仅比去年提高6.3公斤；早稻平均亩产达到379.8公斤，比去年提高19.3公斤。显然提升空间很大。

　　郑风田告诉记者，超级稻的成功说明科学家有增产的动力，但却很难转换成农民的增产的动力。“如果纯粹增加一二百斤粮食换不回来一二百块钱，这样的高产没有高回报，农民还是不愿意种超级稻。”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认为，制约超级稻推广的除了配套因素外，农民种粮收入不高也会影响技术的采用。

　　此外，郑风田认为国家补贴政策也不合理，国家补贴是给承包人而非种田的人，（注：现在很多农民进城打工，将田包给其他村民，这些真正在农村种田的农民拿不到补贴。）“国家要对多生产粮食、多交商品粮的农民进行更多补贴，以激励农民愿意提高产量。”

　　生物肥料替代化肥？

　　除了耕地减少，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还在于农药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的9％，但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农药用量达到200万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说，中国过去50多年的大机械化、规模化、化肥化农业发展模式并不成功，唯一实现的化肥化，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污染。

　　去年，温铁军执笔的《氮肥的真实成本》报告称，由于化肥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板结甚至盐碱化，预计未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

　　温铁军倡导既不上化肥又不打农药的有机农业，但是，他的有机试验却并没被农民接受，因为农民已经习惯了化肥。

　　“中国的有机农作物多为小面积种植，尚难以大面积推广，根据有机认证标准，从常规种植转换到有机种植方式一般需要三年的转换期，这使得作物产量难以保证，高昂的转换成本增加了有机农业的推广难度。”具有多年有机种植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学者朱安妮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介绍，为了寻找化肥的替代品，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生物肥料。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朱安妮所在的G实验室研究团队就致力于生物氮肥科研课题的研究，这种生物氮肥是以豆科根瘤菌为主，结合自生固氮菌和弗兰克氏放线菌、解磷释钾菌等组合菌种，可以在常温、常压条件下经过工厂化生产出来。目前这种生物肥料在全国各地均有实验、推广，今年开始，北京市园林局已经将这一技术成果纳入有机果树的种植试验，生物氮肥技术有望明年在北京郊区的果园进行推广。

　　而唐山芦台农场，已经使用这种肥料两年了。

　　张之安介绍，去年第一年用这种肥料时亩产450公斤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500多公斤。对于张之安而言，这种施用生物肥料长出的水稻是以有机方式种植的，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好。

　　“因为这种有机种植方式在两年内就可以看到成果，节省了有机转换期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农民乐于接受，这样的种植方式也正在朝着实现“有机、好吃、不减产”的目标发展。”朱安妮说。

　　不过如何让农民接受这项技术，肯放弃化肥，依然是个难题。

　　安全战略是关键

　　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看来，粮食增产，种子、肥料的问题属于技术层面，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还需要从战略层面考虑。

　　李昌平说，未来粮食危机的外因是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粮食武器化之一的表现就在于对种子的控制。过去，我们曾建立了一套供销社系统、农业系统自上而下的种子生产供应体系，但是，随着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种业市场逐渐被垄断到国外的手里。

　　据了解，美国前20家种子企业垄断了我国70％的市场，并仍在不断扩张。我国前十强种子企业仅占国内种子市场份额的13％。

　　李昌平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种子控制的战略，“即使有超级稻技术，如果国外把你的技术挖走，超级稻的技术也会被国外公司垄断。现在的种子战略是商品化、杂交化、转基因化，可能会导致种子主权落到别人的手中”。

　　年初，国际种业巨头 VHK公司入股隆平高科进军玉米种业市场引起不小的关注，有分析认为，VHK曲线入股意在中国水稻市场。

　　袁隆平接受采访时指出：“舆论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过，中国杂交稻遍及世界，美国不可能控制中国水稻种子。”

　　李昌平指出，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中国还是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种子战略、粮食安全战略，否则，种子出了问题，粮食安全自然没法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