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特别地，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不断扩张的城市中打工。非农就业机会给农民提供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成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今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已经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农村而居住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中。大量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导致了一个重要的人口变迁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尽管大规模的劳动力从低边际产出的行业和地区转移到高边际产出的行业和地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和农村收入增加，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不是没有代价的，而其中的代价之一就是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如何与环境污染连接在一起的呢？我和Avraham Ebenstein， Margaret McMillan 和Kevin Chen合作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民不得不使用化肥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这就加剧了农民对化肥的过度使用。我们的数据显示每一百个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增加17.2%。同时，那些外出务工人数较多的地区往往化肥使用强度也较高；特别地，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吸引了来自临近地区大量的廉价打工者而邻近地区的化肥使用强度也比其它地区更高。

　　我们的数据显示我国化肥的使用量大概在每亩120公斤左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特别是氮肥，自1985年，中国成为全世界使用氮肥最多的国家；2000年中国的氮肥消费量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30%。中国近些年急剧增加的氮肥使用是地下水硝酸盐含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此外，有研究发现一氧化二氮排放的快速增加大部分归因于氮肥的广泛使用。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化肥的过度使用以及所含的有机物被认为是造成我国河流湖泊水质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使得大部分水源不再适宜于人饮用。

　　化肥使用量高的地区水有机物污染指标也高。如果长期平均化肥用量每翻一倍，水中溶解氧含量污染指数就会增加超过10%。水质的数据是以可用性为评级标准的，因此这一差距足以导致可饮用水（一级和二级）变为非饮用水（三级及以上）。同时，化肥使用强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下一年化肥使用强度就会增加0.785%。这就表明，我国的土壤已经对化肥产生惰性，由于化肥生产力的下降，农民必须在下一年使用更多的化肥。我们的数据显示我们的样本村粮食总产量呈上升趋势，从1987的750，000公斤上升到2002年的875，000公斤，但是化肥生产力却急剧下降，从每公斤化肥粮食产量11公斤下降至5公斤左右。化肥效率降低的状况在化肥使用强度高的地区尤为明显。

　　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切实控制化肥的过量使用，就需要对那些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高的地区提供技术支持，以避免他们用化肥来代替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同时，相关部门应该注意监控和管理那些大量使用化肥的地区，使土地肥力能够自行得到回复，避免化肥使用形成刚性，减少化肥对水质的污染。此外，未来治理水污染的政策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控制工业污染源上。农业对水污染影响显著，并且从某些方面来说，农业水污染更难处理，因为工厂大都是集中的而容易监督而农业生产是分散的，不利于监控和管理。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化绝对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可能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实，不仅仅是环境方面，农村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也都很有可能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冲击。其中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农村的教育，伴随着城镇化，大量优秀的师资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据笔者的调查，农村初中学生在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上的成绩远远落后于城市学生；农村初中学生大概只有30%左右的学生能升入高中，其他70%学生进入职业学校或者就业。而城市学生大概有70%左右能升入高中。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也在下降。

　　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城镇化，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政府需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应对由于大量资源向城市集中对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和福利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并注意这一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