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交给了三峡集团公司科技环保部，三峡集团方面已开始为放水泄洪做准备。而让科学家们期待的是三峡集团方面是否从水库表层放水，使下泄洪水水温适应鱼类的需要。

　　美国经验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在修建大坝前，要因地制宜为鱼类修建合适的通道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多年来一直作为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长江水产研究所及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之间的桥梁和科学咨询团队，为中美双方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学习和交流机会，促成相关研究和规划、方案的制订。

　　4月22日，TNC再次邀请5位美国鱼类、河流生态学、环境工程学专家参加放流活动，并与中国学者、鱼类保护与养殖人员、三峡集团公司科研人员就长江生态和四大家鱼种群恢复进行了交流。

　　美国伊力诺伊州大学鱼类学教授吉姆很认同陈大庆的说法。他谈到密西西比河的经验时说：“如果没有足够流速和流量，就不会有足够的鱼苗，其重要性占到所有影响因素的70%。”

　　但吉姆同时还说，他们的研究目标正好与中国科学家的努力相反，他要控制作为外来入侵种的鳙鱼和鲢鱼在密西西比河的繁殖。

　　哥伦比亚河研究实验室主任史代芬教授说，他们那里的大坝经营企业很愿意与科学家合作，在模拟生态流期间，他们天天放水，只在晚上把水闸关掉。但是后来的观察发现，鱼在晚上也可能产卵，于是改为全天都放水。

　　史代芬还提到在放水时要注意一些细节。他们在为鱼类提供模拟生态流的过程中，发现简单地开闸放水，会淹没一种喜欢在浅滩湿地筑巢孵蛋的鸟儿的繁殖地。原来，大坝建成多年来，这些河段在春夏之交会变成浅滩，这些聪明的鸟儿发现了这种改变并已习惯将此作为繁殖地。于是，为了给鱼类和鸟儿都留下需要的生存环境，史代芬教授和他的研究人员调整了放水路线，把浅滩保留下来。

　　美国专家戴斯瑞等一再强调，在建设或修建大坝之前，事先一定要摸清鱼类的环境需求和行为学规律，因地制宜为它们修建合适的通道，不要像50年前的美国大坝企业那样，事后再来弥补珍贵的生态资源的损失。

　　“淡水水生物种消失的速度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快，那时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损失。”戴斯瑞博士说，他们从南京乘船沿江而上，看到长江上满是密集的水上运输、排污口和众多挖沙船，很为鱼类的生境担忧。

　　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刘绍平研究员提出许多问题与美国科学家交流，他对TNC在美国给每条放流亲鱼都植入声波追踪标记，在部分亲鱼身上安装摄像机和GPS定位系统很感兴趣。这些技术能有效追踪到各种鱼类所有生活状况，对查清其种群、栖息和繁殖地、洄游规律、对环境改变的适应情况非常重要。

　　美国专家尹耀介绍说，他们去年为密西西比河放流的400条雌鱼都植入了追踪标记，每个标记300美元。通过追踪能确定其产卵地点、时间和数量，发现有80%的鱼携带标记存活下来。

　　而这样一笔钱在长江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看来却是不小的数目。去年，刘绍平研究员他们为29条鱼植入了这种直径7毫米、长3厘米的追踪标记。之后，他们乘坐渔政快艇、冲锋舟通过声波接收机、导航系统，日夜跟踪了两个月，记录到了四大家鱼的重要研究信息。

　　为促成长江增殖放流取得更大成功，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科学家尹耀表示，将继续加强中美研究人员的交流和互访，为中国学者和三峡总公司相关人员提供学习互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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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动物应保持怎样的关系？

　　原二军

　　5月22日我们将迎来生物多样性日。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我们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长江四大家鱼的命运。

　　我们知道，白鳍豚因为珍稀而被人们誉为“水生大熊猫”。然而与陆地上大熊猫的家族日益繁衍壮大而相反，“水中大熊猫”长江白鳍豚已于2007年8月8日正式宣告灭绝。

　　在长江中已经生活了2500万年之久的白鳍豚，由于人类的不当活动，在短短几十年中走向濒危走向灭绝，实在令人悲叹。

　　不用说珍稀程度如白鳍豚，就是普通如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样的长江“四大家鱼”，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数量也开始急剧减少。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其命运也岌岌可危。

　　长江中野生生物面临的濒危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很难逆转。而长江面临的窘境也是我国许多河流面临的问题，不断上马的工程建设、频繁的交通航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水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一些水生生物洄游通道被阻隔，产卵场遭到破坏，生命周期中的一些重要环节被切断，物种的生存空间被挤占，栖息地减少。

　　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我国水生野生动物资源数量急剧下降，一些珍稀物种甚至濒临灭绝。1988年列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有80多种类，目前已达到400多种类，近20年来，濒危物种数量增加了5倍多，平均每年有16个物种被列入濒危等级。

　　其实当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日益增强，各种野生生物的曾经的“好日子”就已经走向末路。

　　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人类的幸运，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野生生物们的不幸，因为当人类有了可以大规模改造大自然的手段并付诸实施时，野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却因此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人类可以自由迁徙不同，它们的生存环境是在上万年或百万年里自然形成并定型的，并已经深深嵌入到遗传记忆中，一旦破坏，也就意味着这种生物开始走上了灭绝的道路。

　　人类活动的干扰，已经使得众多本来并不珍稀的野生动物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我国，水中的珍贵野生生物，除了白鳍豚，在恐龙时代就存在的中华鲟由于三峡大坝的修建改变了洄游繁殖场所，目前也前景不妙；作为长江中的特有鱼种，白鲟和达氏鲟更是被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目录的极度濒危物种。而在陆地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中国虎”的华南虎，在建国初期还有4000多头，短短半个世纪，由于人类的滥捕和森林植被的破坏，现在在野外已经看不见华南虎的踪影了。

　　尽管有着许多惨痛的教训，但类似的一幕仍在不断上演。在长江，位于重庆境内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诸多重点保护鱼类及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重要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栖息地，但就是这里要建小南海水电站；在珠江，同样是因为林立的大坝、过度的捕捞以及严重的水质污染，导致珠江中超过七成的鱼类面临生存危机，而研究数据显示，许多鱼类可能在5年~10年遭受灭顶之灾。

　　自然界本应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平衡系统，这种平衡历经成千上万年才得以形成，当一个物种从中灭绝，人类可能不会太在意，但当物种灭绝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去时，我们是不是还会认为没有多大影响呢？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我们从保护自然界中的每一种动物做起，它们的生存和变化状况，也许在未来，影响着人类乃至地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