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弃我取”的精神成功投资地产，令郭鹤年名声大噪，打响了进军香港的第一炮。而郭鹤年反其道而行的决定，使他成为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今日终得以分享最丰厚的回酬。

 

　　 郭鹤年的看法是：“危机就是机会。一名生意人必需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

 

　　中马建交，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郭鹤年积极与中国大陆开展经贸合作。而“香格里拉”在内地的大手笔与郭鹤年在内地投资是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初，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看中内地市场，开始全面布局。1984年，在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杭州人耳熟能详的杭州饭店的招牌不见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经过重新装修全新亮相，取而代之的名字是“杭州香格里拉”。杭州饭店是1956建成的老饭店，当年毛泽东曾下榻于此。这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第一次试水内地，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浙江省旅游局，即现在的浙江旅游集团公司。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拥有杭州香格里拉45％的股权，也正式开始了在内地带资管理。

 

　　 渗透中国，布局北京

 

　　 在香格里拉的中国布局中，北京是第二站。

 

　　 1985年，郭鹤年在内地进行的首项投资就是与国家经贸委合作，斥资3.8亿美元，兴建北京国际贸易中心，这是当时最受瞩目的一项投资。

 

　　 郭鹤年曾表示，他投资中国大陆有三个原因：一是证明资本家中也有好人；二是帮助中国大陆现代化；三是促进中国大陆经济步向繁荣。

 

　　 国贸中心是包括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档国际公寓在内的综合建筑群，至今仍是北京CBD的代表性建筑，国贸饭店和中国大饭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落成，香格里拉集团占有49％股份，是当时京城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1989年国贸饭店开业，1990年中国大饭店开业，香格里拉拥有两家酒店50％的股份。1995年，郭氏旗下的嘉里集团看到CBD地区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档写字楼稀缺的状况，和北京北奥公司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包括嘉里饭店，香格里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至此，香格里拉在北京拥有了四家酒店。

 

　　 香格里拉拥有“香格里拉”和“商贸饭店”两个品牌。“香格里拉”品牌主要为五星级酒店，多数酒店的客房量都超过500间，1989年设立的“商贸饭店”为四星级品牌，价格定位适中，国贸饭店是第一家。

 

　　 90年代，香格里拉以迅猛的速度进行了其在中国内地的拓展行动，尤其是从1996年到1999年短短4年内共开设了9家饭店。至此，从北到南，中心城市几乎都有香格里拉的“据点”。香格里拉在中国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标志性酒店，在内地成功地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自2001年起，香格里拉开始“两条腿走路“，输出管理和带资管理齐头并进。今年，香格里拉加快在内地的扩展速度，宣布有8家酒店正在筹备中，并有15家正在洽谈中，到2005年将达到30家。

 

　　 纵横驰骋 进军香港传媒业

 

　　 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世界性经济不景气，航运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货轮的货运量大减，使郭鹤年蒙受严重亏损。估计当时的损失介于一亿至二亿马币左右。成为他事业中的低潮期。所幸，郭鹤年也表现出壮士断臂的决心，通过各种途径套现，包括出售一部分玻璃市种植、联邦面粉及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份等，终于渡过船运及地产业的风暴。

 

　　 进入九十年代，郭鹤年没有停步于糖业和酒店业的发展，而是以更大的气魄，以层出不穷的手法，以纵横驰骋的战术，向多种行业大举进军，东西南北纵横奔驰，无所畏惧。郭鹤年开始将触角伸及传媒及影视业。1988年，郭氏以20亿港元收购香港无线电视的三成股权成为股东，一度在港引起轰动。郭鹤年和长子郭孔丞进入董事局担任交替董事。1993年10月，他在香港的旗舰嘉里集团，以26.5亿港元从澳籍传媒大王梅铎手中收购了香港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在殖民地时期被视为英国殖民地政府喉舌的英文报《南华早报》，此举也使郭鹤年成为了当地举足轻重的传媒大亨。1997年末，其子郭孔演成为该报主席。

 

　　 郭鹤年之所以如此偏爱香港市场，固然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中心，对郭氏企业王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也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关系密切。这一点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再一次得到证明。郭鹤年说：“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现在，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都已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已成为郭氏集团的总部和重要业务基地。

 

　　 《南洋商报》曾评论郭鹤年是一位“名重国际、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名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拉曼锡矿、联邦面粉厂、彩虹有限公司、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等6家公司的股票已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总资产约14亿马元。

 

　　 从九十年代开始，《福布斯》杂志几乎每年都把郭鹤年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并以四十亿美元的身家高居马来西亚的富豪榜首。

 

　　 郭鹤年的财富基因

 

　　 人言：商场如战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风云变幻莫测。郭鹤年先生纵横商场半个世纪，事业上屡创高峰，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管理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有何良方妙策？

 

　　 和其它成功的企业家一样，郭鹤年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说：“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少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勤奋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他是以苦干赢得时间，用时间创造经济效益的。

 

　　 除了像成吉思汗一样建立了事业的版图，郭鹤年对领导之道，也有他独到的看法。“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

 

　　 他认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成功要诀有三：

 

　　 一、拥有一批强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经理人才，并与属下的各级员工密切合作，为公司奋斗；

 

　　 二、公平及诚实。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平时以礼待人，讲究信用，将会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面临困境时，将会得到贵人协助。正是基于此，他才使自己的朋友“遍天下”，把“竞争对手”变成为“合作伙伴”；

 

　　 三、拥有坚强的体魄及精神意志，随时为公司的前途尽力奋斗。

 

　　 “员工能否对公司有归属感，与雇主本身是否有公平对待员工，以及给予他们怎样的报酬息息相关。”

 

　　 他以集团属下的公司为例，表示公司除了给予员工可观的分红外，对表现出色的员工，也提供25%-30%的折扣，让员工享有公司股权，让他们觉得有耕耘，必有收获。

 

　　 “企业家都有一种使命感。赚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因为没有使命感，一个人很快便想到退休，每天在高尔夫球场出现。”

 

　　 郭鹤年年近八十仍然奋斗不懈，便是基于这种信念。

 

　　 郭鹤年说，无论谁，从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难免会走上一些“捷径”。一个人一生光阴有限，不能一直等。开始假如需要一些捷径，应尽量根据有道德的路线去走，以后有一点点资本、资历之后，当然就不能再走那途径――偏僻之路或斜门歪道了。要走正路，可能发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较稳妥。老想走捷径、找邪路，用不正当的手段、方式去做、比较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船”。

 

　　 绅士巨商：商海纵横，唯我独尊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在他的事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受过高等教育，独具慧眼，在众多子女中选中排行第三的郭鹤年，并委以重任，使他挑起振兴家族事业的担子。

 

　　 而郭鹤年也没让她失望，他不仅创造出无数的奇??企业。

 

　　 “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的人。”郭鹤年说。

 

　　 在家里，郭鹤年很尊敬自己的母亲，从来不讲老母不高兴的话，不办老母不高兴的事。他母亲已90多岁了，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会求助的新闻剪下，然后交给郭鹤年手下的慈善基金会一一拨出款项加以救助。他对自己的子女则要求很严，从不娇惯他们。她说：要记住，物质的东西，人死不能带去，多留给子孙是害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好。太多的财富好像是砒霜，把砒霜点在子孙的头顶上，不是破坏他们的头脑吗？但因为爱子孙是人之常情，一定给他们一些资产，让他们有个机会站起来。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不是那样的人，郭鹤年非常爱自己的家乡。他的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这个国家民众所公认的。

 

　　 他说，我的心可以说分成两半，一间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半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乡。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我心里还是爱马来西亚的，那个地方也是个好国家、好社会。我们华人在经济环境困难的年代，很多跑到南洋，得到当地人的爱护、提拔，像提拔我的父亲，提拔和爱护我的兄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即使生意网遍布全球，我仍然保留大马公民的身份。但我也不忘记我的祖籍在中国。我的父母亲都是年轻时从福建移民到海外的，他们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

 

　　 郭鹤年发财致富后，成为公众人物，但他却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公开场合更不多语，保持低调的作风。他讲话言简意赅，做事向来踏踏实实，不喜欢参与政治。在一般大众的眼中，郭鹤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对大众传媒介而言，他是一个好像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因为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至于报章杂志上刊印的有关郭鹤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样子，都是记者在他难得露面的几个场合拍摄的。

 

　　 实际上，郭鹤年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具有华人传统的品德和作风。他为人随和，没有豪门巨富惯有的那种霸气，以至于在人群当中常常不为人所注意。曾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国会议员陈群川因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而在新加坡法庭受审。法庭上出现了一位相貌忠厚、慈祥的中年人，默默地坐在众人当中。不久，一位采访的记者偶然与他攀谈起来，当问他从事何职业时，中年人平淡而简短地答道：“卖糖的”。当后来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糖王”郭鹤年。

 

　　 郭鹤年虽然拥有巨额的财富，却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席。

 

　　 尽管郭鹤年本人并不热衷政治功名，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目前，他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政要都关系融洽。凭借与政界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鹤年及其家族时刻洞悉政坛变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稳定性。郭鹤年积极在经济上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他在政府办的许多国营企业中参资、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通过与国家资本的结合，郭鹤年与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他的企业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获利甚丰。1992年5月，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儿子郭孔丞与郭孔安。不过事实上，他是退而不休，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尤其是对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投资方面。“做生意有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否则，一停下来便可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可以预见，在郭鹤年的幕后指挥下，郭氏集团将继续活跃于亚洲的投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