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陷入“滑铁卢”到如今“正身”，中储粮只用了一年时间。

　　2010年的小麦政策性收购中，国家引进了中粮、华粮参与小麦最低价的政策性收购，中粮、中纺参与油菜籽最低价的政策性临储收购，希望对中储粮形成制约并营造一个竞争的收储市场。

　　但上述政策仅仅执行了一年不到，多收购主体加入导致的小麦价格飙涨，就对通胀形成了新的压力，这也影响了未来粮食调控政策的走向。

　　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按照决策部门的设计，今年下半年将公布的2011年玉米、水稻等粮食托市政策，中储粮也都将是惟一的政策执行主体，而在未来相关国家粮食调控的收储、物流、加工、贸易等一系列战略规划中，中储粮也会是政策重点扶持企业。

　　噩梦开始

　　2010年6月是中储粮一系列挫折噩梦的开始。

　　由于涉嫌违规操作和大幅度加价抢购推高了粮价，中储粮被勒令停止小麦收购，并接受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等长达3个月的轮番查账。

　　在接受检查期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还于7月22日、9月6日联合下发了两份措辞严厉的文件，督促中储粮严格整顿内部管理。10月，中储粮甚至被叫停了“储备吞吐轮换”粮油之外的所有商贸业务。

　　此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又联合发文，计划引进中粮、华粮、中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等企业进入中央储备粮代储领域。由于处于过分被动地位，中储粮去年秋季本该实施的玉米临储收购一直延续到今年1月下旬才展开。

　　多数行业内人士认为，这明显意味着，中储粮垄断国家粮食收储的权力已经被打破和日渐削弱。

　　对此，中储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护。中储粮高层认为，去年以来国内包括小麦价格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粮等多元主体参与了夏粮政策性收购。

　　中储粮方面的一位高管对本报分析称，由于收购主体利益不同，而当时粮食调控政策又缺乏相应的配套监管约束及惩处机制，才导致出现了去年夏季小麦收购中的违规操作、哄抬价格的“乱象”。

　　这位高管还特别表示，每年对参与政策性粮食收储的委托库点的资格审核，中储粮方面都需经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分行共同“研究确定”，正是根源于此，中储粮很难对分布在粮食主产区的数以千计的委托粮食收储库点实行有效监管。

　　在被国务院叫停商贸业务后，中储粮方面曾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多方面反映。“接到国务院通知之后，我们就已经停止了商贸业务，但是直至现在，国内玉米价格还是出现多次大幅上涨。”该高管告诉本报。

　　按照他的表述，推高国内粮价的并不仅仅是中储粮一家。

　　转型惹争议

　　事实上，真正让中储粮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是其向“大粮商”的转型。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在今年两会期间对本报表示，按照2006年《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中储粮是“专职从事政策性业务”，“除经营与储备粮油吞吐轮换直接相关的业务外，不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

　　“按照国家政策标准衡量，近年来中储粮大力拓展的粮食加工、贸易等业务都明显属于违规操作。”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粮食协会负责人当时表示。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小麦分会副秘书长李东森也表示，现在把经营性业务这块停下来，是中储粮的角色回归。

　　不过，中储粮总公司副总经理刘新江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储粮承担“新的任务”已经超出了中储粮建立之初的制度设计和功能定位，从实践来看，仅仅掌握原粮储备也会直接削弱粮食宏观调控结果。正是基于此，中储粮近年来选择了“适度发展粮油加工”。

　　刘新江举例分析说，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销格局中生产、加工和消费的空间错位越来越明显，大中城市区和重点消费区的保供压力增大，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造成交通不畅，粮油储备就面临无法调用的现实问题。

　　随着调控越来越注重终端成品粮油市场的调节，储备以原粮形态存在，又与加工脱节，造成有粮也用不上，这也会直接削弱调控的结果。

　　刘新江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储粮才开始“适度发展粮油加工”，而且目前中储粮发展的一些米业、面粉加工项目开始稳定发挥对重点地区和时段的供应保障功能。

　　从去年底至今年两会前后，中储粮方面反映的现存粮食调控矛盾引起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方面的高度重视，而有关方面也积极配合中储粮，向决策部门提出了一些粮食调控改革“建议”。建议特别强调，要扶持和强化中储粮执行国家粮食收储政策的主体地位，降低政策执行与监督成本、简化宏观调控的复杂性。

　　而在放开竞争市场和调控主粮价格之间，中储粮无疑扮演了一种微妙平衡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还要扮演多久并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储粮向“大粮商”的转型趋势已经无可避免。